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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中将,70军首任政委,能一线指挥打仗的政治委员


开国中将,70军首任政委,能一线指挥打仗的政治委员


文/马荣升

甘渭汉(1908~1986),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先后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斗争、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为中国革命和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甘渭汉具有丰富的军队政治工作经验和出色领导能力,是我党我军杰出的政治工作者。1955年9月被授予中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反“围剿”斗争中险失一条腿

1908年8月,甘渭汉出生于湖南平江黄龙乡和平村。小时候家里十分贫苦,他给人放过牛,当过理发学徒,过着食不果腹的日子。1925年大革命运动席卷湖南各地,农民运动如火如荼。青年甘渭汉看到了人生的希望,于1927年9月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义失败后,他返回平江北乡组织黄龙山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此时,革命处于低潮,曾经被打倒了的土豪劣绅卷土重来,甘渭汉决心为民除害,打击其嚣张气焰。

当时,黄龙地区有一个名叫邓忍伯的大财主,他勾结军阀,大肆镇压农民运动,成为革命群众的凶恶敌人。大年三十那天,甘渭汉组织20多名游击队员,携带仅有的8条步枪,悄悄潜入磐石庄,趁邓忍伯在祠堂祭祖时将其包围并击毙。这一消息大快人心,黄龙地区革命运动迅速高涨起来。随后,甘渭汉又率游击队加入攻打平江县的“二月扑城”运动。这次进攻虽然受挫,但打击了国民党统治者的反动气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并在县城周边的农村地区建立了工农政权。

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共产党人率部在平江起义,起义军改编为工农红军第5军。甘渭汉率游击队加入红5军并开赴井冈山,同红4军会师后改编为红4军第30团。此后,甘渭汉跟随部队转战湘鄂赣边区,先后参加了攻打平江、修水、通山和长沙等战斗,经受了战火考验,磨砺了意志,逐渐由一名普通的红军战士成长为基层指挥员,先后担任连党支部委员和大队士兵委员会委员长、排长等职务,不久又出任新组建的红3军团特务营迫击炮连政治委员。

赣州战役结束后,甘渭汉被组织派到红3军团教导营政治队学习,结业后被分配到红5军担任直属队政治处主任,不久又晋升为红2师的团政治委员,后改任红4师的团政治处主任。尽管职务变动频繁,但甘渭汉都是愉快地服从组织的安排,无论参加什么战斗,他都身先士卒,勇猛顽强,为此深受红4师政治委员彭雪枫的赏识。


开国中将,70军首任政委,能一线指挥打仗的政治委员


◆甘渭汉任红29军政治委员半身照。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5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展开第五次“围剿”。此时,甘渭汉正跟随彭德怀指挥的东方军在福建一带与国民党十九路军殊死作战。直到反“围剿”斗争开始,中央才仓促调东方军北上保卫苏区。11月,东方军根据中央命令在浒湾地区向国民党军重兵集团发动进攻,时任团政治处主任的甘渭汉随红3军团所属第4师在八角亭一线构筑阵地,由于遭到国民党军优势兵力反击而出现重大伤亡,彭雪枫负伤。甘渭汉也被子弹穿透左脚,打断动脉,血流如注。由于受医疗条件所限,卫生员仅能给甘渭汉勉强止血,但要彻底止血,必须进行动脉缝合手术。在当时条件下,这几乎无法做到。医生提出,为了保命将不得不截掉他的一条腿!甘渭汉咬牙同意了,为了能够继续革命,舍得一条腿又算得了什么?正在疗伤的彭雪枫听说这一情况后,不顾自己的伤痛,迅速请来红3军团卫生部的医务主任饶正锡,要他想尽一切办法保住甘渭汉的这条腿。饶正锡在极其简陋的条件下为甘渭汉成功实施了动脉止血手术。由于没有麻醉剂,甘渭汉疼得大汗淋漓,但他凭着坚强意志没有喊叫一声。

甘渭汉伤愈后,调任中革军委总政治部干事,负责了解和掌握军委各机关的政治工作和纪律检查情况,这为他后来主持军队纪委工作打下了坚实的业务基础。1934年9月,甘渭汉调任红8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其后跟随中央红军开始了艰苦卓绝的长征。期间,他先后出任红8军团第23师政治部主任,红3军团的团政治委员、政治处主任、教导营党支书记等职。由于伤腿的影响,甘渭汉在长征途中历经磨难,忍受了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但他始终以顽强的意志和乐观的革命精神,没有叫过一声苦。到达吴起镇后,甘渭汉调任军委后方政治部组织科长,不久升任政治部组织部部长。

瓦窑堡会议后,中央根据时局变化,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和军事战略。甘渭汉积极贯彻中央关于“猛烈扩大红军”的指示精神,在陕甘地区开展声势浩大的“扩红”运动,使红军主力得以迅速扩大、充实。1936年3月,红29军正式组建,甘渭汉任军政治部主任,不久升任军政治委员。5月,甘渭汉和29军副军长谢嵩率部在宜川、延长一带同国民党军作战,后奉命挺进白水、洛川一带,牵制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大量兵力,圆满完成策应红军主力东渡黄河的任务。经过连续作战,甘渭汉率部协同地方红军和游击队,打退了进犯苏区的国民党汤恩伯部,收复延川、瓦窑堡等地。在一次战斗中,甘渭汉再次负伤,一颗子弹穿透他的肺部。他在后方疗伤期间,周恩来专程前来看望,鼓励他养好身体、多打胜仗。伤愈归队后,甘渭汉又根据上级指示,率29军开赴定边一带接替28军防务。到达定边后,甘渭汉和军长谢嵩一道,在大力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的同时,开始整治混乱的当地秩序,先后击退进犯的马鸿奎部,歼灭土匪范玉山的骑兵营,有力促进了定边的社会稳定,也为红军主力部队在此休整创造了较好的环境。

长垣攻坚战充分展露军事才华

抗日战争期间,甘渭汉先后担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警备第2团政治委员、129师385旅政治委员等职。

抗战结束后,甘渭汉担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党校副主任(副校长),着手培养军政干部。1946年6月,蒋介石撕毁停战协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根据中央指示,党校停止招生,部队准备作战。其后不久,甘渭汉调任晋冀鲁豫军区政治部主任。他认真领会中央关于开展解放区自卫战争、坚决粉碎国民党军进攻的重要精神,积极贯彻军区司令员刘伯承和政治委员邓小平的指示,组织政工干部深入部队进行政治鼓动,帮助部队认清形势,号召全体官兵把思想统一到贯彻中共中央指示和实现中央军委的战略意图上来。根据军区统一部署,甘渭汉协助组织部分兵力和地区武装为主力部队作战提供坚强保障。


开国中将,70军首任政委,能一线指挥打仗的政治委员


◆1938年7月,甘渭汉(前排右二)在延安参加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暨边区保安部队第二次首长会议合影。

1947年7月,甘渭汉担任冀鲁豫军区副政治委员,跟随晋冀鲁豫野战军转入外线作战,准备挺进大别山。为了打开豫北局面,军区决定抽调太行、冀鲁豫两个军区的部分兵力和地方武装组成豫北指挥部,由甘渭汉任政治委员,着手歼灭内线国民党军,拔除分散孤立之敌。这一时期,甘渭汉的军事才华充分展露,他参与指挥的长垣攻坚战就是一个突出战例。作战发起后,甘渭汉采取我军擅长的“围城打援”战法,指挥部队对长垣县城发起佯攻,同时在长垣县城以西地区设伏,伺机歼灭前来增援的国民党军。果不其然,驻守新乡的国民党军抽调6000余人前来增援。但是,由于我军停止攻打长垣,敌援军担心有诈,遂就地构筑工事,准备与我军打一场阵地战。为争取在运动中歼灭敌人,甘渭汉和其他军区领导通过分析敌情,决定兵分两路,引蛇出洞。敌援军果然被我调动起来,在冯付集地区与我军展开遭遇战。经过激战,国民党军遭受重创。与此同时,甘渭汉等指挥部队对长垣县城围而不打,转而对附近村镇逐点拔除,先后攻克淇门镇、新镇、封邱和延津等地。待长垣守敌陷入孤立无援之际,甘渭汉等指挥部队发起突然猛攻,敌人措手不及,迅速溃败。长垣这座国民党军长期坚守、工事完备的县城终于获得解放。

1948年7月,甘渭汉调任华北军区第14纵队政治委员。刚一上任,他就和纵队司令员韦杰率部转战豫北,先后政治瓦解驻守新乡的国民党军一部,并肃清了当地的国民党残兵和土匪武装。1949年1月,14纵队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70军,甘渭汉任政治委员。不久,他协助军领导指挥部队解放辉县,俘敌1000余人。甘渭汉等率部乘胜前进,迅速攻克安阳,和平解放新乡。接管新乡后,甘渭汉出任新乡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着手摧毁反动政权,清肃国民党残余势力,迅速稳定了局面,为新乡的城市恢复创造了有利条件。

经过解放战争的磨砺,甘渭汉成长为一名军政合一的杰出人才。

建国后在纪检工作中铁面无私

在从事军队政治工作的长期实践中,甘渭汉坚定贯彻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坚持按军队建设实际需要选拔任用干部,从不任人唯亲,而是选贤任能,公道正派。他在考察干部过程中坚持走出办公室,走进群众,把宿舍、会场、病房、食堂当作接触干部、了解干部的场所。

甘渭汉在开展干部工作中一向秉公用权,坚持客观公正,不徇私情。1955年,中央军委开展评定军衔和颁发勋章奖章的工作。甘渭汉时任沈阳军区副政治委员兼干部部部长,恰好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他认真领会和把握中央军委发布的有关文件,组织工作人员认真学习有关规定,明确工作流程、执行标准和批准权限。为了尽最大可能做到客观公正、公允和平衡,他亲自主抓这项工作,广泛宣传军衔制度和颁发勋章奖章的目的和意义,并十分注意开展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在他的努力下,军区授衔工作有条不紊,并借此调动了干部们的工作积极性,巩固了团结,相当于在军区开展了一次特殊的思想政治教育活动。

甘渭汉从事政治工作历来讲原则,严守干部工作的政治规矩和办事程序。在出任中央军委纪委书记后,他为军队纪律检查机构的建立和党风党纪建设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他认真贯彻纪检工作指导方针,坚持“有‘左’反‘左’、有右反右”的原则,坚持真理标准,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和处理具体问题。他深知,思想政治工作不是教条式的命令,也不是程序化的谈话,而是承载着政治工作者对同志的一腔热诚和无私的革命情怀。有位干部因蒙受冤屈而心情苦闷,长期闭门不出。甘渭汉了解情况后,两次登门拜访但都吃了闭门羹。第三次他冒雨上门,但始终没有人回应。甘渭汉清楚地知道:门内并非无人,而是心冷了,一个革命者还有什么比被自己人冤屈更痛苦的呢?他对着门内诚恳地说:“我是甘渭汉,你今天不开门,我就不走了!”大雨倾盆,雨水打湿了他的衣服,也模糊了他的视线。那位干部终于被感动了,他含着泪水打开了门。从此,他心里的坚冰融化了,人又恢复了往日的生机和活力。

作为一名纪检干部,甘渭汉敢于坚持原则,不怕得罪人。1980年1月,甘渭汉调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兼我军纪律检查委员会(后改称中央军委纪委)书记。他衷心拥护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决策部署,坚决拥护我党和我军全面加强党风党纪建设的重大举措,积极投身党的纪律检查工作的组织领导。他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中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纪律检查干部必须自身素质过硬,经得住考验,同时也决不能让作风品质不好的人来做纪律检查工作。他要求纪检干部严于律己、以身作则,凡是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不许别人做的,自己首先不做;要敢于坚持原则,立场要坚定,旗帜要鲜明;要发扬“五不怕”精神,敢于向一切不良倾向作斗争;工作要深入实际,调查研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要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他还对纪检干部提出了具体的标准要求。


开国中将,70军首任政委,能一线指挥打仗的政治委员


◆甘渭汉(右一)看望红军烈士亲属。

甘渭汉在担任总政治部副主任和军委纪委书记时,坚持干部能上也能下的原则,并拿我军历史上的编制调整为例来开展政治工作。1983年10月,甘渭汉出访朝鲜回国,途经丹东时顺道看望驻守该地的某部572团。他与团领导会谈时,深情地回忆起该团的光荣历史。该团前身是红军13团,由于战争期间减员严重,红7军缩编为红3军团的第5师,后来又缩编为红13团。这样一来,师长改任团长,团长改任营长,职务都降低了。彭雪枫就是由师长改任团长的,甘渭汉本人也是由团政委改任团政治处主任的。他又说,党中央当年把陕北主力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的时候,由于部队缩编,领导职务都降了一级,团长下去当营长,营连长下去当连排长。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干部就是要能上也能下,因为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 他的一席话,说得大家心里暖烘烘的。不仅如此,他还以实际行动作出表率。1982年我军实行精简整编,甘渭汉主动向组织提出先辞去总政治部副主任的职务,以减少副职编配,待军委确定合适人选后再辞去军委纪委书记的职务。直到1985年3月,他的辞职请求才得到中央和军委的批准。

“只讲真理,不讲面子”:一名优秀政工干部的可贵品质

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革命干部,甘渭汉深刻认识到,党风问题是攸关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必须永葆共产党人的革命本色。他以身作则,廉洁自律,一生两袖清风。早在革命时期,他作为红军基层干部参加筹款时,经手钱财无数,但他从不为金钱所动,没有出现过一文钱的短缺。他担任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后,在回忆当年情形时动容地说:“当时一袋牙粉只有几个小钱,但大家都是用自己的饷银来买,谁也没有动用过公家的一文钱。” 即使到了晚年退休后,甘渭汉依然保持了一个革命者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并继续为社会主义建设发挥余热。对少数干部的腐化堕落,他感到痛心疾首。他说,一些干部当年没有被敌人的武力所征服,也没有被林彪、“四人帮”的淫威所吓倒,而今却被糖衣炮弹所打中。他认为,如果不清除党内和干部队伍内的污毒,让这些腐败现象滋生蔓延下去,就会严重损害党和军队的肌体。他呼吁要坚决揭露和打击党内和干部队伍内的严重经济犯罪分子,要把那些腐化变质、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从党内和干部队伍中清除出去,要对极少数严重不纯的党组织进行有领导有计划的整顿。他坚信通过这场斗争,我们的党组织一定会更加纯洁,干部队伍一定会更加坚强,从而进一步密切我军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有力地促进我军党风的更大好转。从今天我党面临的反腐态势看,甘渭汉早就清醒认识到了干部廉洁自律对加强党的作风建设和巩固执政党地位的极端重要性。他还对那些自恃“资格老、贡献大、职务高”的人深恶痛绝,一再强调在党纪国法面前人人平等,强调党内决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或凌驾于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决不允许党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

“只讲真理,不讲面子”,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话。无论职务高低、年长年幼还是关系亲疏,他都坚持以党的利益为重,不怕得罪人,不怕孤立,也不怕别人告状。随着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少数高级干部抵制不住市场经济诱惑,开始追求物质享乐,甚至严重败坏党和军队的优良作风。对此,甘渭汉大声疾呼,要把党的作风建设摆在突出位置。他亲自撰文,强调学习邓小平理论的重要性,强调端正党风、严肃党纪和纯洁党组织等的重要性。他十分重视干部的带头作用,认为“党风好不好,关键在领导”。他对自己的缺点和错误从不文过饰非,并多次在严肃场合带头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开国中将,70军首任政委,能一线指挥打仗的政治委员


◆甘渭汉(前排左一)在江西乐安县调研。

“律人先律己。”甘渭汉对家人要求十分严格,也从不利用职务之便为亲属谋取私利,表现出严于律己、高风亮节的可贵品质。大儿子甘淙在“文革”期间受其牵连被打成反革命,被迫离开军队到地方工作,但甘渭汉复出后并没有为其落实政策,而是鼓励他在现岗位上安心工作。三儿子甘治和女儿甘鸿在同年入伍的干部中都属于职务偏低的人,他的女婿王小舟年近40仍是副营职干部。一位跟随他多年的部属,打算在政策范围内为其子女在职务调整方面说几句公道话,但甘渭汉知道后对他说:“我们是共产党的干部,千万不能搞封建社会‘父贵子荣’的那一套。‘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他们有本事自己去干,人民会给他们应有的报酬。”

甘渭汉原则性很强,以致于有时到了不近人情的地步。当年身边的工作人员依旧清楚地记得,甘渭汉常说有三个“见不得”:一见不得老百姓受苦,二见不得革命者享受,三见不得做官的欺负群众。1985年秋,77岁高龄的甘渭汉到井冈山及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走访调研。当看到部分老区人民依旧过着贫苦的日子,他深深震撼了:“解放50多年了,可是山河依旧!”他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酸楚,任凭泪水从饱经风霜的面颊上滑落。

回到北京后,甘渭汉不顾病痛折磨,立即着手撰写老区调查报告。第三天,一份9000多字的调查报告就发往中顾委办公室,他在报告中向中央提出尽快改变老区面貌的五点建议。1986年4月1日,甘渭汉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他没有留下什么财产,也没有留下什么著作,但在人民心中留下一座不朽的丰碑。

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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